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正当化，既不能无视辅警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也不能简单地将辅警等同于具有公务员身份的警察。
服兵役义务背后的神圣法理正是后者之超越性神圣。[30]1977年苏联宪法的第62条与第63条，则更进一步指明了原本隐晦的人民主权的语境，以及人民与公民的差异。
这种精神觉悟，不是简单的顺从与愚忠，而是以义为判断标准。[20]孙中山的国族是家族与宗族的最大化，外延上国族与民族并无实质差别，也还是Nation—词的中国表达。任何理智的主权承担者都不会刻意制造二者的对抗，而是试图重塑彼此的位格，谋求类似于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的共赢。[48]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1918第5卷第5号，第438页。八二宪法提及祖国达七次之多，因此可以间接提示五四宪法中祖国概念的隐义。
法工委的新译本无疑权威，但却抹掉了制宪的历史痕迹和语义差异，并不利于我们对二者的理解。[59]Vgl.MaxScheler ,Der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Wertethik, Bern: A.Francke, 1966, p.371. 主要参考文献： [1]立法院编：《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文海出版社1930年版。[66]Bydlinski，AllegemeinerTeil，5.Aufl.，Wien/NewYork2010，S.203. [67]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284页。
困境是指因暂时的急迫窘境而对于物或金钱给付存在迫切需求。[63]对规范对象而言，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达到最低限度的理性清晰性。[79]参见林诚二：《民法总则》（下），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犯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81]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86页。等价公平原则要求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具有同等价值，而现代社会人们较普遍地信守主观价值标准，意指只要每一方合同当事人根据其自己的判断，认为另一方提供的给付与自己所提供的给付具有相等的价值，即可认定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具有等价关系。
因为要想证明当事人利用对方的危难、轻率或无经验是极其困难的。[25] 日本民法虽然没有对暴利行为作出一般性规定，但在理论上，暴利行为被认为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行为的类型，亦即乘他人急迫、轻率、无经验等，使他人承诺不相当财物之给付者，其行为无效。其中，恶意利用是指有意利用法律行为对方当事人的困难情境牟取过度利益。[29]纯粹客观的显失公平，并不足以应对工商业社会中屡见不鲜的不公正给付行为，主客观兼有的暴利行为逐渐取代显失公平规则。
民法典总则中的显失公平有别于《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格式条款的显失公平。即使对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予以限定，也不可避免地与胁迫之间出现重合，从而导致规范的最低限度的清晰性都难以达成。（二）显失公平的体系安排 显失公平或暴利行为在民法典中所处的体系位置，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属于意思表示的瑕疵。就我国现行法而言，如果以双重要件说作为显失公平的基础，其与暴利行为的规范功能就相同，而乘人之危的规范功能完全可以分别被显失公平与胁迫所替代。
换句话说，从整体上对显失公平的构成不要求主观因素，但不妨碍具体的显失公平案件存在着主观因素。[6]参见陈朝璧：《罗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二是属于法律行为内容妥当性的问题，被归为属于善良风俗的重要类型。单一要件说认为，只要合同的履行利益严重失衡，即可认定为显失公平的合同。
[24]同注M引书，第481页。但是，法律规范并非立法者逻辑思考的单纯结果。[10]在解释上，客观上的给付明显不相称应考虑个案中的全部情况，例如风险分担、行为的投机性、一般的市场情况、市场常规等。在当时的学者看来，合同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其自愿接受义务是满足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实现交易公正的最佳方法。[68] 就学者建议稿来看，王利明教授领衔的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起草的建议稿仍然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分别规定。《法国民法典》第1118条将合同损害规定于误解、欺诈以及胁迫之后，多数学者认为，合同损害应为意思表示瑕疵之一，该规则实际上是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瑕疵的推定之上。
[66]因此，暴利行为的主客观要件，兼顾民法中自由和等价公平两大价值目标，可谓顺应现代立法和当代社会哲学中的公正与自由并重的思潮。Cresswellv.Potter'1WLR225?1978）。
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第70条的规定是对乘人之危类型的列举，而非对乘人之危的定义。（2）客观要件给付明显不相称应以市场通行的情况来衡量，不相称必须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以市场活动的本质无法对之作出解释的程度，更确切地说是该程度使人可以通过反推得出，遭受不利的那一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的形成受到了限制。
[~为了调和两者的冲突，《法国民法典》对显失公平的行为采取了严格限制的立场，而且客观标准被量化为确定的数字比例。在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正式启动了民法典编纂工作，决定首先起草民法总则。
（二）乘人之危不足以成为意思表示瑕疵的独立类型 在私法范围内，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个人自由的范围同时也是个人责任的范围，自由的人必须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不自由的人无须承担责任。第二种类型的乘人之危，重在强调行为人主观上恶意，客观方面不再强调双方当事人间的权益关系显失公平，只要有所失衡即可。[57]英美法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的经济胁迫（economicduress），针对的就是当事人一方滥用其优势地位，采取除暴力强制以外的其他压力，压制对方的意志迫使对方违背自主意志而订立合同。[7]ReinhardZimmermann，TheLawofObligations：RomanFoundationsoftheCivilianTradition，1992，S.176￡.，258f.，268f.，717f. [8]参见《法国民法典》（下），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06页。
在大陆法系，法院的裁判仅是对法律的适用而非法的渊源。[7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2.0版）第142条（乘人之危）规定：利用他人的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强迫其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并作出违背其真意的意思表示的，受害人可以撤销其意思表示。
考虑到长期以来显失公平的概念已被我国司法机关及民众广为接受，而暴利行为与显失公平又具有相同的涵义与功能，因而在未来民法典上使用显失公平这一概念更为妥当。杨立新教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2.0版）建议稿则废除显失公平，采纳的是乘人之危的概念，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判断。
因为此类合同所欠缺的不是表示要素而是标的公平性。以主观要件为基础，确立了乘人之危规则。
大多数关于显失公平的案件涉及程序性和实体性显失公平的结合，并且得到普遍赞同的是，如果其中之一很严重，那么另一个的要求程度可以轻一些。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暴利行为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无效的一方承担。[59]同注16引书，第284页。[62]这也表明乘人之危的法律规范几乎已成为具文，当初立法者所设想的效用没有得到发挥。
[27]这表明，可以将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极不相称视为暴利行为已经符合主观要件的标志。[81]当事人之间给付的显著失衡只是合同自由被破坏的结果，因而将显失公平行为作为意思表示瑕疵类型实属正当。
如果行为人虽明知相对方陷人危难境地，但未实施任何主动的、积极的行为对其施加压力，只是消极地、被动地接受了对方提出的给付，则其行为不构成乘人之危。[4]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孙宪忠执笔），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5]民法典应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6日，第17版。[21]由此可见，英国法上的不当影响有别于显失公平与暴利行为，而美国法上的显失公平与德国法上的暴利行为比较类似，都注重主客观两个方面的要素。